白癜风治疗方法 http://www.znlvye.com/从19世纪6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出现了一股重新研究和发展康德哲学的思潮，形成了所谓的新康德主义，其代表口号是“回到康德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派别是马堡学派和弗赖堡学派（或西南学派）。马堡学派的创始人是赫尔曼·柯亨（—年），他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发展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柯亨取消了康德哲学中的感性与知性的二元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并非如康德所说是感性的先天形式，而是“纯粹思想”的建构方法。所谓纯粹思想是他自己提出的先天原则体系，这些先天原则可以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柯亨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先验的道德律要求所有的社会制度必须成为民主的制度，而所有的个人都应成为共同立法者，以便表达统一的意志和愿望。这种观点在第二国际中获得了一些人的赞赏。偏重人文学科的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廉·文德尔班（—年），他提出了一个流传很广但却有争议的观点：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建立普遍规律，因而可以称为立法性（普遍性）的知识；而历史科学寻求的却是描述独一无二的个别历史事件，因此应当称为个别性的知识。
弗赖堡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亨利·希·李凯尔特（—年）承袭了文德尔班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具体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该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因为正是这些文化价值或理想决定了某一事件的历史意义。新康德主义的这些见解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年），他不仅在力学、声学和光学等物理学科上有很高造诣，比如发现马赫数，而且创立了心理物理学。他的理论曾对爱因斯坦的工作发生过相当影响，但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他的哲学观点存在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偏向。
马赫最著名的科学哲学著作是年出版的《力学科学》，在该书中他通过考察力学的发展历史和方法程序揭示了力学的逻辑结构。他认为，力学的基础建立在感觉之上，因而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色、声、味等感觉要素构成的（这一观点后来被列宁指责为唯心主义）。力学的性质是归纳而不是论证，它没有任何先天的成分。力学的作用就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将运动的杂多事实简化为几条规则，以便满足思维经济原则的要求。推而广之，任何科学都必须被看做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等都是作业假说；科学理论中的那些实体，比如原子，不过是为了科学预言的方便而提出的假设，如果断定它们代表着某种实在，那就会陷入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
马赫这种反形而上学的思想直接影响了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们，以致他被看做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最后应当提到两位跨世纪的重要的社会学家，一位是法国社会学家艾米尔·杜尔克姆（—年），另一位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年）。杜尔克姆深受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各种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这些社会事实与变动不居的个人心理状态不同，而是一些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现象，比如法律、宗教等，它们规定了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特征，并且具有一种对个人的外在强制作用。
早年，杜尔克姆曾在《论社会劳动分工》中讨论了社会分工对于社会整合的意义，他指出简单社会的团结是靠各个成员之间的同质性即共同价值观来维系的一种机械性的团结，然而复杂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破坏了这种同质性，但同时又为社会团结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础，这就是分工所带来的社会成员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产生了复杂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有机性的团结。与当时盛行的强调社会起源与发展的进化论和历史性方法不同，杜尔克姆更加注重对社会结构及其相互依赖的功能性研究，这一思路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等人类学和社会学各流派。此后，杜尔克姆对自杀现象做了饶有趣味的研究。
他不满足于对自杀现象的动机所作的心理学解释，提出了一种对各个社会高低不同的自杀率的社会学解释，即影响自杀率高低的主要因素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整合的强度。比如，天主教信仰比新教的个人主义信仰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功能，结婚的人其社会联系的强度也大于单身的人，战争时期的社会团结高于和平时期，农村的社会联系强度超过漠不相关的城市等等，正是这一差别造成了前一类情况下的自杀率低于后一类情况的结果。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杜尔克姆提出了一种集体表象理论，认为集体表象是可以被个人意识内在化的某一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取向。
神话和其他宗教就是许多个人用以表象其所属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观念体系，宗教的类型由该社会的结构所决定，而宗教的基本功能则是维持和加强社会的凝聚力。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其对促使资本主义诞生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以及对不同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中。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等书中，韦伯提出，近代西方文化通过其世界观的“祛魅化”过程逐步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变化。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是一种注重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合乎理性的行为意味着为了达到具体目的必须选择最有效的手段，同时意味着在行动之前必须对自己的选择和行动的后果做出判断。
与此相反，价值理性或信仰伦理的目标则是一些抽象原则和终极目标，具有精神魅力的领袖人物就是创造和追求这类终极价值而不顾后果和代价的政治家，而一般的职业政客却仅仅按照责任伦理的要求追求有限目的和具体后果。关于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因素，韦伯相信崇尚勤劳致富、禁欲节俭、将经济成功当做教徒的天职和获得上帝恩宠的证明的新教伦理鼓励了私人企业家精神并加速了资本积累，这种新教伦理加上理性化的经营方式最终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然而他预言理性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价值源泉的枯竭以及意义和自由的丧失，个人最终将被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禁闭在一个可怕的铁笼之中。
在方法论方面，韦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所作的区分，他认为鉴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义的，因而社会科学的方法必须把对行为主体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的理解包括进去，同时也不排除对因果关系的分析。通过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不同文化的分析，韦伯概括出了包括新教伦理、儒家伦理、佛教伦理等在内的几种文化“理想类型”，并得出了儒家文化本身不能产生近代资本主义或与资本主义发展不相容的结论。然而，现代东亚资本主义经济的腾飞和巨大成功向韦伯的传统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功不仅为其自身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而且使这个时代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处于实证科学的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创立以及科学理性对哲学的渗透都是时代精神的明显体现。然而另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的人文传统也塑造了欧洲大陆重视社会历史的学术特点，如果考虑到英国逻辑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人文哲学的分野已初露端倪。在理性和科学大行其道的同时，以唯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它们注定要对20世纪的思想发展和历史进程发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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