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这不是造反,是革命欧洲革命 [复制链接]

彼得·麦克菲，《自由与毁灭》，中信出版社年版

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年版

姚海，《俄国革命》，苏联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年版

年7月13日夜晚，巴士底被攻占的消息传到了凡尔赛宫，惊慌的路易十六问侍候在身边的波尔多公爵：“又造反了？”波尔多公爵回答说：“不，陛下，是革命。”后人点评说：“造反与革命，一词之差，不仅仅是语词的转换，更是观念和理念的革命。”[1]

人类历史上两次最著名的革命均发生在欧洲，分别是年的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2]，时至今日，对于这两次革命的争论还未停息。但无论如何，这两场革命，尤其是其中的法国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和权力版图，它们改变了欧洲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西方世界的崛起即西方的现代化主要受两个方面影响：在经济上受益于英国工业革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受益于法国大革命，他将欧洲的现化化理解为双元革命即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共同驱动的历史进程：

revolution源自拉丁语revolutio，原本是一个天文学词汇，是指星体在轨道上旋转一周后又回到最初的出发点。这个词在13世纪时进入法语并于14世纪进入英语，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就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该语词。而布罗代尔考证这个词迟至年才第一次出现于英语中，意思是“现有社会的动荡和破坏”。汉娜·阿伦特则考证说，英语里这个语词最早运用在年英国君主制的复辟，她认为“革命”一词原义是复辟，阿伦特的解说比布罗代尔更合理：第一，她的解说符合“革命”一词的天文学语义起源。其实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存在类似的语词，例如西塞罗就使用过同样来自天文学的词语conversin指代政治动荡，该词的本意是指循环。古代西方世界对“革命”的理解都有轮回、循环、复归之意，似乎与我们理解的“革命”含义有较大差异，这与古代世界的世界观有关：古人认为，人、自然与社会都是神所创造的，共同形成一个和谐共存与宁静的秩序，犹如天体秩序。但如果人（特指自由民或公民）丧失了独立性和“德”（virtus）即丧失了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那么人与社会就会被“堕落”（corruption）所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回到原点即由“乱”回归至“治”，这个原点可以理解为类似现代经济学里的“帕累托最优状态”那种理想状态；第二，她的解说符合光荣革命的性质，辉格党人认为光荣革命是恢复英国古老的自由传统，是一种复辟：“辉格党人[4]不相信在与国王神圣权利的战斗中他们是反传统、向前看的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是为了捍卫传统价值观而与现代主义者和篡位者而战。他们回顾日耳曼部落的制度和法律――塔西佗对此有过记载，也可以在关于英国习俗和法律的破碎虫蛀的古籍中找到――争辩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公元七、八世纪就是一个自由的民族，英国应将自己的自由和绝大多数重要的机制归功于这些古老的传统”[5]，正因为如此，阿伦特才这样说：“没有什么比一切革命的行动者拥有并为之着迷的观念，离‘革命’一词的原义更远的了。换言之，他们以为，在宣告一个旧秩序必然死亡，迎接一个新世界诞生的过程中，自己是一名当局者。”[6]

不同于其原本含义，现代语境中的“革命”被赋予全新的意义：革命是指权力或组织结构的颠覆性与根本性变革。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7]本文基本上遵循亨廷顿的这种定义。

（一）

在历史叙述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革命”，剥离这些“革命”的五彩斑斓的外衣，真正的革命具有以下本质特征与属性。

1、剧烈

区别于一般变化或其他变革，革命是一个剧烈的社会行为，或者说是一种颠覆性社会行为，它让权力结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发生根本性变化，没有这种根本和剧烈变化，相应的社会行为就不是革命。某种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波尔多公爵是最早区分革命与造反等行为的人。

阿伦特认为，古代的政治变迁以及伴随着变迁的暴力从未带来全新的东西，而只能算是政治事件，阿伦特这样说道：“政治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在古代司空见惯，不过对它来说，两者都不会带来什么全新的东西。变动没有打断被现代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进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开端的起点，倒像是退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8]阿伦特所言的古代是指年美国革命和年法国革命之前的时代，后者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民主革命。阿伦特将革命与创新性与现代性紧密相连，她将之称为“新开端”。她明确指出，革命不只是成功的暴力，历史上众多的政变、内战、暴动并不是革命，“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革命。”[9]恰如施米特所言：“美国《独立宣言》和年法国革命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10]

法国大革命几乎将所有的旧制度都一扫而光，建立起全新的社会框架和社会制度，并深入到法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S·E·芬纳这样描述了法国大革命的颠覆性变化：

法国大革命是和以前整个生活模式的决裂……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原来一周七天制度被废除，改为一周十天……本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月份的名称也被改变，传统的度量单位全部被新系统取代……所有省际边界和原有的省名被废除，整个国家被重新划分成新的区域单位，这些区域单位以某些地理特征而命名，如河流和山脉等……国教不仅仅被推翻，而且受到严重的破坏，教堂被用作各种新奇的、常常是怪诞的狂热活动的场所。其他的革命很少能够延伸到普通生活的各种常规，但是法国大革命做到了。它并没有远离普通人，而是深入到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琐碎细节。法国大革命动摇了整个社会。[11]

芬纳并没有能够穷尽列举法国大革命颠覆性变化的全部：全新的人民主权观念、现代民族主义[12]与现代国家观念、现代官僚制度等。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法国大革命都是真正的革命，也是我们检验其他“革命”的标尺。

遵循法国大革命这根标尺，被认为奠定了西方近代自由与宪政传统的英国光荣革命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13]，它只是巩固、澄清和完善了年强迫国王签署的大宪章[14]，它并没有推翻旧制度，更没有“新开端”，正如马斯泰罗内所描述的：“英国人在赶走斯图亚特家族，实现光荣革命后，又重新回归到他们的传统、回归到他们祖先的遗愿、回归到大宪章的精神中来，恢复了以前的一切豁免权和自由。”[15]由于光荣革命是第一次在现代语境中出现“革命”这个语词，所以，从起源上看，革命的原义是复辟或回归传统秩序。虽然有许多保守主义学者对英国光荣革命给出的评价高于法国大革命，但颂扬光荣革命的学者永远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英国光荣革命在历史上更具有普适性？傅勒指出，这正是因为法国革命彻底将君主专制变革为民主政治，而英国还保留着王权的“尾巴”：

年的秘密，它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它的辉煌，就在于这个尚无先例的发明。它必将得到广泛的传承。在相距一个世纪之后，在使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接近的所有特征中，之所以没有一个特征足以确保前者拥有后者出现在历史舞台后扮演的那种普适范例的作用，那是因为克伦威尔的共和制依然被宗教性包裹着，并且由于回归源头而僵化了，缺少使罗伯斯庇尔的语言变成新时代的预言的那种东西：民主政治成为人类和各民族命运的仲裁官。

黄万盛进一步解释了傅勒的论点：

请记住，这是法国革命的贡献而不是英国革命的贡献。英国不仅在克伦威尔时代没有理解权力的真正源泉是人民，克伦威尔眼中的人民只是特殊身份的教民，他甚至仅仅因为教派的不同，拒绝天主教徒参加对王权的讨伐，这是在光荣革命中，在社会权力的理解上，也仍然保留着王室对权力的象征性垄断。当然英国对现代民主也有贡献，关于选民政治，关于程序政治，这些都是现代民主的基本方面。但是，这仍然不同于法国革命的意义，法国革命使民主政治成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信仰，人民才是权力最基本也最合法的拥有者，这是古代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最重要的分水岭，没有这个根本的权力属性的规定，程序政治也会成为迫害人民的工具，成为民主的敌人。[16]

即使是最审慎的历史学家，也会将美国革命视为一场真正的革命。美国革命为人类贡献了制宪会议、成文宪法、三权分立制度、权利法案（宪法对公民权的保护）、联邦制和司法审查等制度，美国因而成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典范。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呈现巨大分歧不同，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都将美国大革命视为毫无争议的最成功的革命，褒扬美国革命质疑法国大革命成为主流思潮，阿伦特就是其中的代表。我们不对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优劣做出价值判断，但如果坚持严格的革命标准，美国革命是否是真正的革命，也是一个疑问。由于北美洲没有世袭贵族和教会势力因而不存在历史包袱，也由于“美洲托利党”被从美国驱赶去了加拿大，启蒙主义思想（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自由平等、信仰与言论的自由等）在美国获得了广阔的传播空间。英国悠久的宪政传统与北美十三个州的自治实践，使得美国革命一开始就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基础。美国的革命者并不是要废除母国英国在北美实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而是想赶走统治者，并且仅仅微调当时的制度设计。年之前，美国开国元勋、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的话代表了绝大多数北美爱国者的内心想法：“我们别无所求，只要享受和英国同胞同等的自由和特权，就像我们依然在英国本土一样。”年之后，他们在抨击英国政制的腐败和堕落的同时，依然声称自己是英国宪政的“真正捍卫者”，他们要回归古老的、合法的统治基础――这与英国光荣革命的“革命者”的说法完全一致。所以，芬纳才这样说：“我们不妨这样认为：美国的政治思想清除了英国宪政原有的弊端，使其回到偏离正道之前的状态，即就连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也要受到自然法的约束。”[17]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孔多塞在年就敏锐地观察到两者的不同：

法国大革命比美国革命的涉及面更为广泛，因此它也更加暴力。美国人满足于从英国接受的民法和刑法；他们没有糟糕的税收制度需要改革；没有封建专制，没有世袭的等级差异，没有富有、强大并且享有特权的自治机构，也没有宗教上的不宽容需要打破，因此，他们的任务仅限于建立一个新的权威，以取代英国人的统治。这种革新没有影响到普通人，也没有改变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国的情况与此相反，各个社会阶层都卷入大革命的洪流，每一种社会关系都被改变，其影响一直延伸到政治链条的最后一环……美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斗争对象仅仅是母国的专制偏见……[18]

与法国大革命类似，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也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制度：至少从革命领袖的初衷而言，他们开创了一个权力属于工人、农民和士兵这些下层人民的新时代，区别于被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也区别于俄国年革命和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被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遥远的乌托邦，它向世界提供了一整套全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革命政党制度、计划经济制度、中央集权制度等），它鼓励了东欧、亚洲、南美与非洲的众多无产者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政权。所以，十月革命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革命。

剧烈或根本性变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结构、塑造了新的利益格局，所以有人欢喜有人忧；剧烈或根本性变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塑造了新的社会关系，有人习惯有人不习惯；剧烈或根本性变化废除了原有价值观、塑造了新的意识形态，有人认可，也有人拒绝。但无论如何，剧烈或根本性变化或“新开端”成为了革命的基本属性与基本特征。而且，被推翻的旧制度即使能够复辟，旧制度也无法抹掉革命的基本成果，它只能接受新的观念。年，74岁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这样评述法国大革命的深远影响：“即使我们必须回到旧制度，自由的这些最初形态作为一种哲学上的证明，仍不会失去其价值。”[19]

2、突变

革命在某个临界点突然爆发，虽然之前可能己经出现了相应的征兆，我们将这种爆发称之为突变。“突变”这个语词的法文原意是“灾变”，强调变化过程的间断或突然转换。即使有人能够预测突变的可能，也没有人能够精确预测突变的真正发生。

我们可以从革命领袖对革命的预期来了解革命的突变性。列宁被称为十月革命的导师与领袖，但实际上，列宁本人并未能够预见到十月革命的突然爆发。年1月9日，列宁向瑞士社会民主党演讲时这样说道：“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决战了”[20]；年3月中旬列宁在瑞士的另一场对工人的演讲中说道：“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中，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21]年7月，列宁还说：“至于俄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还是使政权转到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的。”[22]十月革命的爆发如此突然，让列宁仿佛做梦一般，成功夺权后他对托洛茨基感叹道：从遭受迫害、处于地下状态，到突然当权，这一急剧变化让人头晕目眩[23]。

3、暴力

革命经常被与暴力等同，在革命的所有属性中，暴力是引发争议最多的。理论上讲，革命不是必须非得使用暴力，但由于涉及权力的再分配，几乎不存在和平革命的可能。阿伦特认为，暴力是革命和战争的共性。白求恩曾经这样欣赏俄国革命的成就：“创造不是彬彬有礼的行动，也绝不可能如此。创造是粗野的、充满暴力的，是革命的。”[24]光荣革命之所以没有暴力，是因为在之前的国王与议会的斗争中己经充满太多的暴力与鲜血，年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杀死自己的国王并不是多年后法国人民的创造――从这个角度而言，光荣革命只是英国持续百年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终止曲。

所有反对革命、恐惧革命的首要原因就是革命中普遍存在的暴力，暴力成为革命在道义上的最大和最致命软肋，所有对革命的批判与质疑首先就会着眼于对暴力的批判与质疑。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坚定批判者、历史学家泰纳就纪录了大革命期间骇人听闻的个暴力事例：在九月大屠杀[25]中，人们用马刀一刀一刀地割着囚犯们的肉；特鲁瓦市市长的双眼被挖出；龙骑兵上校贝尔曾斯被活活剁碎；经常有人剜出受害者的心脏挑在矛尖上招摇过市……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代表着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高潮：年颁布的臭名昭著的《嫌疑人法》发明了一个新罪名即“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敌人除了叛国、复辟、贪污腐化、窃取公共财产之外，还包括攻击国民公会、诋毁爱国主义、误导民众、传播虚假消息、辱骂美德、破坏公共良知等，所有这些罪名的处罚都是死刑，从颁布起十个月内就有1.6万人被判处死刑（不包括秘密处死和私刑处死）；共和国攻克里昂处死起义者近人；共和国攻克旺代处死了超过1万名起义者。德莱德·拉比耶-吉亚尔是王室的肖像画师，她在年画过像的14位革命领导者中绝大多数都在短短几年内非正常死亡，包括罗伯斯庇尔和巴纳夫。《马赛曲》的作者李尔和法国最伟大诗人安德烈·谢尼埃都被革命者送上断头台。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感部分来源于其亲属在革命中遇难[26]。革命理论家无论怎样颂扬革命，都很难回答反对者的质疑：无论什么样的崇高目标都不应该以无辜人的生命为代价去追求，所有鼓动民众牺牲的言行都是卑劣、虚伪与自私的恶行，而滥杀无辜则更为恶劣。

然而，避免暴力好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论如何看待暴力，无论喜欢与否，暴力事实上普遍存在于革命中，成为革命抹不掉的痕迹。

4、群众动员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认为，革命是某些社会集团借助底层动员方式进行政治斗争，仅仅是旧制度的行将崩溃并不足以引发革命。“借助底层动员方式”是革命的基础特征。

（二）

通常，当我们论及革命正当性时，反抗暴政会是革命最好的理由，正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时革命就成为政权更迭、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例如威尔·杜兰特就这样阐述了贫富差距与革命的关系：“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指财富集中度――引者注）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27]。这种说法有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将“革命”这个概念扩大化了，在他的语境里，革命等同于骚乱、反叛和起义等；同时，他可能无法解释这么一种现象：革命常常发生于统治者比较宽容或统治者进行改革或整体福利条件有所进步时。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平克斯为我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平克斯认为，现代革命并非由于政权的压迫而产生，它不是“义民反抗昏君，推翻暴政”的故事，反而是由于改革本身所触发的冲突所致。关乎政治与社会体制的基本改革必须经过酝酿与讨论阶段，而且为社会上各种本来被压制的势力提供了在民众之间宣传与煽动的空间，甚至提供了动员民众将各种理念（包括对抗政权的理念）付诸实际行动的机会，平克斯的观点并不新颖，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就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平克斯的观点有其漏洞：改革并不一定引致革命，改革也可能引致政权的“枯木逢春”，只是失败的改革有可能引致革命，而改革失败只是表象，深藏在其后的其实是政权统治能力的低下乃至崩溃，即政权统治绩效合法性的丧失。福井宪彦也持类似的观点：

旧有的君主政体绝对不是反动的、单方面压制市民的制度……那种认为在身份制社会中，一旦被压抑的市民们不忍压迫就将暴发革命的解释是错误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法国大革命曾经被定性为典型的市民革命，即推毁封建制、引入以市民自由和平等为前提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成为推进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的革命。

但是，正如上一章所述，这个时期的法国君主政体，反而在摸索与开明专制相称的政策。即政府自上而下地寻求一种政策性改革，从而废除限制、形成自由市场、平均赋税等。但事实是，在不触动君主政体和身份制原则基础上进行的这些改革，全部都半途而废了。这正是开明专制的局限。改革的提出与撤回接连不断，导致政治的不安定与危险的政治局面。[28]

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因而革命的意义可以总结为革命开启了现代化，或者更严格地讲，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或方式，恰如历史学家饶勒斯那句名言所说“革命是一种残暴的进步”，虽然革命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手段或方式。英国、美国、德国与日本，都通过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虽然这其中也有光荣革命和独立战争；而法国和俄国，就是用一种惨烈的形式完成各自的现代化，这种慘烈的方式就是延续多年、死伤无数的暴力革命。雅克·索雷认为：

正如整部近代史所显示的，法国大革命更像是一场政治教育。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了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等等之前不存在的社会经济阶级。凭着惊人的创造力，它还在十年间实验了现代政治制度几乎所有可能形式：君主立宪制、纳税人共和制、民主共和制、寡头共和制、人民专政、市镇直接民主、军事独裁等等。世界吃惊地目睹了各种统治概念。这个成果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实验室为所发明的每一种游戏和规则都确立了不朽的典范，然后把它们留给了后人。[29]

黄仁宇认为，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法国大革命极端戏剧性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寻觅现代组织的过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间，表扬了人类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类共通的弱点。它给人类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阴影。大革命将国家世俗化，从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做主。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图以人类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终没有成功……人类发觉他们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后主宰。[30]

将革命视为现代化的一种方式与手段，是基于以下认知：第一，革命的目的就是现代化。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对人性的承认与尊重、思想自由、政治民主、法制化、理性与科学、工业化、城市化等，这些都是革命追求的目标。如果能通过改革与改良实现上述诉求，当然不会有革命的土壤；但如果当前制度无法实现上述过渡，革命就成为一种必然选项。第二，革命强制了旧体制的退出。或者出于利益，或者出于信仰，或者出于惯性，旧制度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旧制度不给新制度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这时候革命相当于强制出清旧制度，让所有阻碍现代化的旧制度不再成为一种阻碍力量。制度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它不仅不会自动调整，甚至它都不会觉察到自己的衰败，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失调”。18世纪末期的欧洲已经是旧制度的危机时代，充满了几乎达到起义地步的政治运动和殖民地争取自治的运动，这些运动席卷了美国（-）、爱尔兰（-）、比利时（-）、荷兰（-）、日内瓦等国家和地区，法国大革命只是其中最激进的一场运动而已，在这个被后世称为“民主革命的时代”，现代化急需挣脱旧制度的缚束，革命己经成为可能的选项。第三，革命为现化化提供资源供给。革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秩序重建、政治认同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即人为地加速现代化。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一个典型的中央专制的传统农业社会，呈现出所有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与弊端。革命爆发后不久，革命者在短时间内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着手建立一个新制度，其中著名的有：《八月法令》（）、《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教士公民组织法》（）、年宪法、年宪法等。法国革命者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解决财政问题，建立统一的简化税制，免除了国内货物税，废除贵族教士等免税特权；（2）落实人民主权；（3）建立统一的国家司法系统，抛弃了革命前王室法庭、贵族法庭和教士法庭等并存与混乱法律体系；（4）宣布宗教自由，新教徒、犹太教徒等拥有与天主教徒同等权利；（5）废除封建制度。毫无疑问，这些工作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法国和欧洲的发展。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革命的意义，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革命没有任何正向价值。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身在英国的柏克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