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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后期的美国，人们不再想把命运交托给别人了。可狂热的英雄主义、战后的精神溃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共产主义思潮等种种接连不断的冲击，将人从精神的根基上打翻，让理想和野心都成为草芥。有人希望以宗教式的避世放逐来完成自我救赎，也有人渴望激进地闯进自由之地，挣脱时代牢笼。可似乎不管如何挣扎，都无法改变被囚禁的命运......如何才能抵抗时代的洪流？在《囚鸟》中，库尔特·冯内古特洞见了人类最无奈的窘境：必须要先承认“我们都是受困的‘囚鸟’，既渴望逃离，又踟蹰不前”......
我们都是受困的囚鸟
朱玥
“科幻小说”是被严肃文学划分开来的流派，尽管它常常只是以倒置了的时空视角，反观人类的现状和困境。库尔特·冯内古特对这过于笼统的划分不满，可充满讽刺的是，多数读者“结识”冯内古特也源于这个他自嘲的标签——“科幻作家”。
他数次调侃自己这个身份，甚至说：“我八成是在哪里冒犯了某个人，因此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害我成不了严肃作家。我断定这是因为我写了有关科技的东西，而就算是第一流的美国作家，对于科技也是一无所知。”也许因此，科幻小说家才频繁地变成他作品里反击荒谬人世的角色，像《冠军的早餐》，那个叫基尔戈的老男人因言辞激烈的作品一朝成名，倍受尊敬，生活优越，但其实他有一种不符年龄的顽劣，每个毛孔都往外张着抵抗现实腐蚀的劲儿。
可无论怎样定义冯内古特都无法完全贴切。比起“科幻作家”、“黑色幽默作家”，他更像是顽童、疯子与睿智的洞察者。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起大落的政治格局和德裔身份带来的文化夹击都让冯内古特置身“边缘”，他清楚个体处在时局洪流中的感受：战争、政局、亟待重建的社会和生活都是重力，人再怎么挣扎，都只能是无奈又无处可避地触地。
库尔特·冯内古特
这样的经历促成了《囚鸟》。相比起冯内古特的其他作品，它的风格独树一帜，谈不上明显的科技元素与足够狂放的幽默，连往日书中放肆的涂鸦也消失不见。他把所有的思虑都压缩成不易察觉的文字囚笼，用压抑无奈的气氛将你引入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尼克松下台后的美国，把放大镜对准那些惶惑的自由知识分子：
故事中的主角斯代布毕业于哈佛大学，任职政府官员。但那有什么用处呢？他没有像传统的理想定律那样顺风顺水，野心勃勃。在爱情中他迷糊被动，需要爱人们救济与养活。而工作上，虽曾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参与工人运动，却无法忍受和“工人阶级”的群众为伍，最后成为出卖伙伴的罪人。担任过尼克松的青年事务特别顾问，但他的工作只是个被架空的名号，唯一引起人注意的——是烟抽的太多......如此不值一提，却还成为政治事件的无名丑角，一生中三度遭遇牢狱之灾。
活得如同儿戏的，不仅斯代布，还有疯癫的富婆，坚定“让上帝失望”的官员、被战乱钳住咽喉的天才女孩，隐藏的科幻作家......如何生又如何死，他们连自己都摸不清头脑，放弃了挣扎的主动权，偶有一两位清醒者，也难逃那只操弄命运的手。
那只手是被少数人操弄着的历史，和作者所写“把年代用大写字母写，好像它们是人名”一样，时代被拟人化成巨人，与普罗大众争夺主宰权，让人的自我认知逐渐失血死亡。从萨柯与凡才蒂事件起，到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希斯和钱伯斯事件， ，最后到水门事件......那一代人从出生起就浸泡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焦虑中，尖锐的社会差距危机四伏。狂热英雄主义、战后的精神支柱溃败，经济萧条，共产主义的传播......这些巨浪接连不断，将人从精神根基上打翻。像主角那样曾经理想、激进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因这伤害而日渐趋于封闭、保守。大众文化与社会精神危机不断撞击精英文化，理想抱负沦为草芥，它给予人机会，又再将人推至更深的渊崖。人已不再是个体，也是一整代游魂的群像，难以逃避被抉择的命运，也无法避免随之而来的灾难。
可以说这是一本伟大而正经的小说，无论你生于何时，哪怕从未读过他的作品，也迷惑于叙述线索中解构式的亦真亦假，虚虚实实，这本书仍能让你倍感亲近。它甚至跨越时代地指清人的处境，为迷惑之心作答：我们都是受困的囚鸟，既渴望逃离，又踟蹰不前，最后坠入无声息的死亡......读罢，或许还会心生出现代版的《局外人》之感。
《囚鸟》封面
囚鸟（节选）
库尔特·冯内古特
这两个孩子的祖母，我已过世的妻子露斯，生于维也纳。她们家在那里拥有一家珍本书店—那是在纳粹分子把铺子强占去以前。她比我小六岁。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妹在集中营遭到杀害。她自己被一家基督教徒藏了起来，后来在一千九百四十二年被查获，同那一家的家长被一起逮走。因此，她本人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是关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最后被美军解放的。后来，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她在熟睡中死去—病因是心力衰竭，那是我被逮捕前的两个星期。不论我到哪儿去，不论如何狼狈，我的好露斯总是跟着一起去的。如果我对她的付出稍有钦佩的表示，她就会说：“我还能到哪儿去？我还能干什么？”
她可以当个出色的翻译家。她对外语能应付自如，而我在这方面就不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德国待了四年，但从来没有学会德语。而欧洲各国的语言，露斯无一不会，至少能说一点儿。她在集中营里等死的时候，就请其他被囚的人教她她原先不会的外语，以此作为消磨时间的办法。这样她就精通了吉卜赛人的罗马尼亚语，甚至学会了一些巴斯克语的歌词。她也可以当个肖像画家。那是她在集中营干的另外一件事：用手指蘸上灯上的烟油，把过往人的肖像画在墙上。她也可能成为有名的摄影家。她十六岁那一年，也就是德国吞并奥地利前三年，她在维也纳拍了上百个乞丐的照片，这些乞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致残的老兵。这些照片出了集子，我最近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发现了一本，让我又伤感又惊叹。她也会弹钢琴，而我则五音不辨。我甚至不能跟着调子唱“莎莉在花园里”。
二战纳粹集中营，资料图片
我什么都不如露斯，你可以这么说。
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开始不走运了，尽管我在政府中担任过种种高级职务，尽管我认识不少重要人物，但却哪儿也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差使，这时全靠露斯拯救了我们在契维蔡斯郡受人冷落的小家庭。虽然她开始碰了两次钉子，情绪很消沉，但后来说起这两次失败来却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第一次碰钉子是到一家鸡尾酒酒吧去弹钢琴。老板不要她，说她弹得太好了，他酒吧里的顾客“……欣赏不了这种高雅的情趣”。她第二次失败的尝试是给人家拍结婚照。照来总是有一种战前的阴暗气氛，怎么修版都涂不掉。好像整个婚礼宴会慢慢地要在战壕中或者毒气室中收场似的。
可是后来她当室内装饰家却成功了，她用水彩画来招徕顾客，为他们装饰房间。我当起了她的笨手笨脚的助手，给她挂窗帘、靠在墙边举起墙纸的样片、给她接顾客的电话、跑腿、取货、送货等等。有一次我把价值一千一百元的蓝色平绒窗帘给烧了。怪不得我的儿子从来不尊重我。
他哪儿有机会尊重我呢？
我的天—他的母亲这么操劳，努力供养这个家庭，省吃俭用，勤俭度日。可是他的那个失业在家的父亲，却总是不争气，碍手碍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后为了抽支烟，把价值一大笔钱的窗帘付诸一炬！
哈佛大学的教育真是好！做哈佛大学出身的人的儿子真光荣！
这里插一句，露斯身材娇小，皮肤黝黑，颧骨很高，双目深陷，一头乌黑的直头发。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德国纽伦堡，那是在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底，她穿着肥大的军用工作服，我还以为她是个吉卜赛少年。我当时是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三十二岁，以前没有结过婚。我在战时一直是文职人员，但掌握的实权比陆海军将领还大。当时我在纽伦堡第一次看到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不禁大吃一惊。我是被派去照看美、英、法、俄四国的战争罪行审判代表团的膳食和住宿问题的。我在此以前曾在各地为美国士兵设立休养中心，因此对酒店的业务稍懂一些。
二战时期的美国妇女，资料图片
二战美国女兵，资料图片
吃喝住方面，我在德国人眼里简直可以说是个独裁者。我的工作用车是一辆白色的默塞德斯轿车（默塞德斯Mercedes：现译作梅赛德斯，即奔驰，全名是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这是一种四扇门的敞篷车，前座有挡风玻璃，后座也有挡风玻璃。它还有个警笛，前挡板两头都有小插座，可插国旗。我当然插上了美国国旗。这汽车一定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它是集中营创始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当初不可一世的时候送给他妻子的结婚纪念日礼物。我不论上哪儿去，都有一个带枪的司机。读者可别忘了，我父亲就当过百万富翁的带枪司机。
八月间的一天下午，我坐车经过纽伦堡的主要大街科尼希街。战争罪行法庭原来在柏林开庭，如今要搬到纽伦堡来，只待我把一切准备妥当。大街上仍到处是瓦砾，正由德军战俘在清除，他们是在美国黑人军事警察炯炯的目光监视下干活的。当时美军仍实行种族隔离。每一支部队不是全黑的就是全白的。不过军官除外，不管什么部队一般都是白人。我当时没觉得这样的安排有什么不对。我对黑人一无所知。克利夫兰市麦康家的宅邸里没有黑人佣仆，我上学的学校里也没有黑人。甚至到我当共产党员的时候也没有同黑人交过朋友。
在科尼希街有个圣玛莎教堂，屋顶已被燃烧弹烧掉。在那教堂附近，我开着默塞德斯轿车在检查岗前停了下来。站岗的是个美国白人军事警察。如今文明生活既已开始恢复，他们的责任就是检查有没有可疑的人：不论哪一国军队—包括美国军队—的逃兵啦，仍然逍遥法外的战犯啦，趁战火逼近无人顾及而逍遥法外的疯子和普通罪犯啦，投降了的德军或者被德军俘获的苏联公民啦—他们如果回国去，肯定就会被关进监牢或者被杀掉。不过不管怎么样，凡是俄国人都得回俄国去；波兰人回波兰去；匈牙利人回匈牙利去；爱沙尼亚人回爱沙尼亚去等等等等。不管怎么样，反正都得回自己的国家去。
我当时很想知道军事警察用的是哪一种译员，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人为我工作。我特别需要精通三种语言的人，除了英德两种以外，还需擅长法语或者俄语的。这种人还必须诚实可靠，文雅有礼。因此我下了车，走近去观察他们是怎样进行查问的。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查问工作是由一个看上去像吉卜赛人的少年进行的。不用说，这就是露斯。她的头发在除虱站被剪去了。她身上穿的是军用工作服，没有部队番号的标志或军阶的肩章。她正在想方设法让一个由军事警察押到她面前的衣衫褴褛的人听懂她的话，哪怕是对方眼光突然一亮也好。看着她说话，真有意思。她恐怕已经换了七、八种语言，就像音乐师变换速度和音调似的那么从容自如。不仅如此，她还变更了手势，因此她的手总是跟着不同的语言适当地舞动。
二战中的美国士兵，资料图片
突然之间，那个人的手也像她那样舞动起来了，他嘴里发出了与她同样的声音。后来她告诉我说，那个人是南斯拉夫南部来的马其顿族农民。他们找到的共同语言是保加利亚语。他尽管没有当过兵，还是给德军抓来了，作为奴隶劳工被派去加固齐格菲防线（齐格菲防线SiegfriedLine：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在其西部边境地区构筑的对抗法国马其诺防线的筑垒体系）。他一直没有学会德语。他告诉露斯，如今他要到美国去做富翁了。我估计他后来给遣送回马其顿了。
当时露斯二十六岁，可是由于七年来吃得那么不好—光吃土豆和萝卜，瘦的像根火柴棍似的不分男女。后来我才弄清楚，她才比我早一小时到这路障，是军事警察临时请她当翻译的。我问军事警察的一个上士，估计她有多大，他说大概“十五岁”。他以为她是个还没有变声的男孩子。
我把她请到我的汽车后座，问她详细情况。这才知道她那年春天刚从集中营放出来，才只四个月，出来以后却一直想方设法躲开一些原本可以帮助她的机构。医院里。可是她不想再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别人了。她打算永远孤身在外露天流浪，漫无目的，这是一种宗教式的病态的快乐。“没有人再碰我，”她说，“我也不再碰别人。我就像在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这样真美。只有上帝—和我。”
我对她是这样想的：她像《哈姆雷特》里温顺的奥菲莉娅，由于生活太残酷，使她无法忍受，于是就癫狂起来。我手头有一本《哈姆雷特》，为了重温一下我的记忆，就翻到奥菲莉娅在人家问候她但她不再能做出明白反应时所唱的莫名其妙的歌。
这首歌（这首歌节选自《哈姆雷特》第4幕第5场）是这样的：
我怎么能分辨，
你真正的爱情，
与别人的不同？
看他的纸帽和权杖，
还有他的鞋靴。
他已经死了，太太，
他已经死了；
他的头上是长青草的土堆，
他的脚边是一块石头—
如此等等。
露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千百万奥菲莉娅之一，在我的汽车里昏了过去了。
我把她送到设在帝堡的一家医院，当时这家专门为战争罪行审判的医院还没有正式开张。院长是我在哈佛时的同届同学，本·夏皮罗医生，他在学生时代也是共产党员。他如今是军医，陆军中校衔。在我上学的时代，哈佛大学里犹太学生人数不多。当时有严格的限额，规定每年招收多少名犹太人，名额很少。
“你把什么东西送来了，瓦尔特？”他在纽伦堡对我说，我当时手中抬着失去知觉的露斯。
她体轻得像条手绢。“是个姑娘，”我说，“她还有一口气。她能说好几国语言。她昏过去了。我知道的就只这些。”
他手下的人正闲着：护士、厨子、技术人员等等。陆军向他提供最好食品和药物，因为日后会有高级人士来看病。于是露斯不花一文钱得到了地球上最优等的医疗照顾。为什么？
我想主要是因为夏皮罗和我都是哈佛出身。
大约一年以后，在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十月十五日，露斯做了我的妻子。战争罪行审判已经结束。我们结婚的那一天，大概也是我们怀上我们独生子的那一天，帝国元帅海尔曼·戈林骗过了绞刑手，吞了氰化物。
遭遇经济危机的美国，资料图片
露斯换了一个人，这全靠维生素、矿泉水、蛋白质，当然还有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医院里住了才三个星期，就又是一个头脑健全、思维敏捷的维也纳知识分子了。我聘她当我个人的译员，到哪里都带着她。通过另外一个哈佛熟人，威斯巴登后勤军需署一个手脚不干净的上校—我敢肯定地说，他是个黑市商人—我为露斯弄到了全套的行头，奇怪的是没有人要我一文钱。毛货来自苏格兰，布料来自埃及，丝绸我想一定来自中国。皮鞋是法国货—都是战前的产品。我还记得有一双是鳄鱼皮的，还配有一只手提包。这些货色都是无法计价的，因为多年以来欧洲没有一家商店，而且在北美也没有一家商店能供应这样的好货了。尤其是，尺寸还正好是露斯的尺寸。这些黑市珍品是用加拿大皇家空军油印蜡纸的盒子装起来送到我办公室的。并由两个一言不发的年轻男子驾驶一辆前德军救护车送来。露斯推测其中一个是比利时人，一个像我母亲那样是立陶宛人。
我接受这些东西自然是我身为公仆的一件最严重的贪污行为，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贪污行为—直到“水门事件”之前。我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爱情。
露斯刚出院开始为我工作，我就向她展开猛烈地求爱攻势。她的回答有点奇怪好笑，又一针见血—但最主要是带有悲观色彩。她认为—而且我得承认她完全有权利认为—人性皆恶，不论是施苦行的人还是受酷刑的人，或是在旁观看热闹的人。她说，他们只会制造毫无意义的悲剧，因为他们智力不足以实现他们本意上要做的那些好事。她还说，我们人类是一种疾病，虽然患及的只是宇宙中的一星一点，但能不断蔓延。
“你怎么能向我这么一个女人求爱呢？”她在我追求的初期就问我，“我可是认为大家最好都不再生孩子，最好人类都不再继续存在！”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真正相信这一套，”我答道，“露斯—你瞧一瞧自己，多么的生气勃勃！”这是实话。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无不带有—至少是偶然的—挑逗的意味，如果不是为了论证人必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挑逗还有什么意义呢？
她是多么的讨人喜欢啊！工作顺利进展的功劳被归于了我。我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殊功勋章，法国授我荣誉团骑士勋位，英国和苏联都写了表扬信和感谢信给我。但是一切奇迹都是露斯带来的，不管出了什么差错，她还是能让每一个客人都乐意原谅。
“你既然这么嫌恶生活，怎么还能仍旧这样生气勃勃呢？”我问她。
“即使我想要孩子，我也生不了孩子，”她说，“我就是这样生气勃勃地活着的。”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译者:董乐山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6
编辑
朱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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