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彭国翔著，上海三联书店版
《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由我年以来发表的十篇论文和一篇访谈结集而成，以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讨为全书核心。虽然也涉及若干相关的其他问题，但如何治中国哲学，特别是如何从事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工作，可以说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一个基本问题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以“中国哲学方法论”为正题，以“如何治中国哲学”为副题。
对于从事“中国哲学”的学者而言，是否具备足够的方法论自觉以及这种方法论是否周全合理，直接制约着其成就的有无和大小。没有充分的方法论自觉，哪怕终生从事中国哲学，也只能是“依样画葫芦”，往往由其跟随的老师和阅读的著作决定其自我发展与完成的形态。这种情况下，遇到一流的老师，读到一流的著作，长期“熏习”和“临帖”之下，也许可以成为不错的“摹本”。但这已是最理想的结果，实际情况则大多不过是“对塔说相论”的门外聒噪，并不真正懂得学术思想为何物。而如果遇到的老师是庸碌之辈、读到的作品又并无原创性可言，那么，即便获得博士学位、得到大学的教职，也不过是“中国哲学”的“从业员”，无法在“中国哲学”这一领域真正有所建树。至于能够意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更能够对此进行自觉的思考，但未能形成系统、合理与周到的见解，要么边见作祟、要么蔽于一曲，则往往落入“言隐于荣华、道隐于小成”的地步而不自知，或可在一些“蛛丝马迹”上不无所见，终究难成贯通古今中西的大器。
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自觉反省，我的这部小书当然不敢自诩已经做到了系统、合理与周到。但是，对于从事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人文学的同行，尤其是那些有志于中国哲学和人文学且尚未陷溺于门户之见和帮派习气的年轻朋友，如果我的探讨能够提供些许的帮助，即便是作为启发进一步思考的助缘，这部小书的结集出版，便不再只是我个人多年来思考中国哲学方法论问题的初步总结，而同时也获得了更具公共性的价值和意义。此外，虽然有心的读者未尝不可以从原初发表的出版物中寻得本书的各章文字，但鉴于各章文字不仅散见于不同的出版物，更是发表于前后跨度达十六年间的不同时期，此书将其汇总并加以修订，无疑可以为读者提供了无需“动手动脚找东西”（借用傅斯年语）的便利。这也是本书出版的另一个意义。下面，我将对本书各章包括附录的缘起和主旨加以简要的交代，然后对本书各章和附录编排的结构及其意义加以说明，希望可以为读者在阅读本书各章及附录之前，提供一些理解上的帮助。
第一章“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作于年底，最初发表于《江汉论坛》年第7期，是应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的魏长宝兄之邀所做的笔谈文章之一。该文曾被《新华文摘》年第1期全文转载，也曾收入我的《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年8月初版）。该文的英文版则发表于《当代中国思想》（ContemporaryChineseThought）年的秋季号。
我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自然不是从这篇文字才开始。不过，我的思考进入学界的公共论域，应该以这篇文字为最初的标志。长宝兄当初之所以邀请中国哲学领域的几位同人撰稿，始于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正如我在该文一开始即指出的，所谓“合法性”的质疑本身即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因为该种质疑所赖以为据的“哲学”观，实则不过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一支。如果对西方哲学传统能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则未必需要拘泥于某一种对于哲学的理解而对“中国哲学”是否构成一种“哲学”产生质疑。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对中国哲学是否构成一种“哲学”这一伪问题纠缠不已，而是如何才能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这一问题，其实是上个世纪初学界讨论如何研究中国哲学的焦点所在。只不过当时参与讨论的学者，未必都能对此具有足够清楚的意识。而这一问题意识，成为我思考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出发点。事实上，我在文中已经指出了西方哲学、海外中国哲学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不可或缺，也指出了中国哲学原始文献对于确保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意义。就此而言，我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和反省，其宗旨可以说在这篇最早发表的文章中已经确立。不过，限于当时笔谈文章的篇幅要求，虽然宗旨已备，但详细的论述和阐发，则要到后来进一步发表的文字了。
第二章“中国哲学研究的三个自觉——以《有无之境》为例”作于年，原本是为陈来先生《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撰写的书评论文（reviewarticle），最初曾以“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典范——试评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为题发表于《哲学门》总第十三辑第七卷（）第1册。由于该辑《哲学门》其实出版于年，在此之前，本文曾以如今的题目，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于年12月12-14日在深圳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省与未来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来景海峰教授主编出版会议论文集《拾薪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年7月），该文也收录其中。
我在这篇文章中着重探讨的“文献基础”“西学素养”和“国际视野”，可以说是我对在“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一文中已经提出的宗旨的进一步发挥。该文最初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书评论文的形式发表，固然是应陈来先生之命，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我看来，该书恰恰是很好地体现了“文献基础”“西学素养”和“国际视野”的范例。这三个概念的意思虽然在“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一文中已经具备，但其正式和确定的表述，则是在“中国哲学研究的三个自觉”一文之中。如果说“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三元一组的观念构成我的中国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读者要想对这三个方面的内涵有基本的了解，除了“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这一章之外，首先要阅读的便应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三个自觉”这篇文章。我在对这三个方面的内涵进行阐释的同时，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初步的看法。不过，对于从事中国哲学而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三者各自的意义为何，后来又因学界的各种机缘，促使我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说明。本文最后部分，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与“建构”之间的关系，我也大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为所谓“从事”或者“治”中国哲学，其实包含“研究”和“建构”两个彼此不同却又密切相关的方面。前者主要是指中国哲学史的诠释，后者则侧重中国哲学的理论创造。不过，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相应的时节因缘，要在我后来的若干文字中，比如“在世界学术的整体中推进中国的人文学”（）这篇访谈和“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再思考——温故与知新”（）这篇论文的相关部分，才有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第三章“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也是一篇约稿的结果，最初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年第4期，后来也曾收入我的《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年8月初版）。年底，南京大学的颜世安教授约我为他在《南京大学学报》主持的一个专栏撰稿，主题是回应刘笑敢教授所谓的“反向格义”说。不过，我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刘教授的回应，不如说是对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因为他提出的疑问既非他个人的私见，而是当时不少学者共同的意识，我的探讨也是以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为对象，其中援以为例的文献及其范围涵盖整个中国哲学史，而不是像刘教授在论述其“反向格义”说的相关论文中那样仅以老子的现代诠释为例。事实上，刘教授并未参与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以及中国哲学方法论问题最初的讨论。他的“反向格义”说是比较后来才提出的。此外，这个名词也并非其首创，而是在几位台湾学者既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
本章首先交代了写作的背景与所要探讨的问题，表明撰写此文的用意。其次论证并指出：20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来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上，其基本模式与其使用“反向格义”来指称，不如以“援西入中”来描述。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在“援西入中”这一用语中，明确交代了现代“中国哲学”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即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内容。正如我在前两章已经指出的，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核心线索或课题，是思考如何处理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是“反向格义”一语所不能反映的。其二，“援西入中”是对20世纪以来引入西方哲学观念来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这一基本模式的客观描述，并不预设这一模式必然陷入困境因而一定是消极和负面的。如果西方哲学观念的引入可以使传统中国哲学的固有内容在“未始出吾宗”的情况下不断丰富和扩展，正如宋明儒学援引佛道两家的观念不仅没有使儒学的精义丧失，反而使其发挥得更加透彻一样，那么，这种“援西入中”就是一种正面和积极的诠释与建构。换言之，“援西入中”可以同时包含正面和负面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后果，“反向格义”不过指示了其中负面的模式，即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使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和特质逐渐丧失，思想内容逐渐沦为单纯被解释的材料。在此基础上，我进而对比、分析了“援西入中”的正、负两种模式及其特点，具体说明了西方哲学“援入”中国哲学研究的不同方式及其不同效果。如果说我在本书前两章中已经指出现代中国哲学自始即无法摆脱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比较哲学”，那么，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总结全文论旨，再次指出对于作为一门“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资源”。中国哲学当下和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应当是“去西方哲学化”，其诠释和建构恰恰需要与西方哲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深度互动。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那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从而在“以中为主”的“中西双向互诠”中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第四章“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再思考——温故与知新”作于年底，最初发表于年9月的《哲学动态》，同样是一篇应约而撰的文字。由于我之前认为自己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在前三章的文字中已经基本交代清楚，今后也不会有所改变，所以原本已经不打算再写这一类的文字。这也和我历来认为的一个看法有关，即方法论的反省固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体现于具体和坚实的研究和建构之中。之所以还是有了这篇文章，几乎完全是因为约稿人长达两年有余的锲而不舍。只不过该文最终并未发表在最初约稿人所在的刊物，其间的曲折，非三言两语能尽。关键在于最初约稿刊物编辑对于此文的删改，已经不只是订正讹误，而是到了改变文意和文风的程度，而且非如此不可。这实在与我对编辑工作性质的理解相去甚远，只能撤稿。不过，这里不是交代此事前因后果的地方。若非需要说明此文依然是一篇约稿的结果这一缘起，我本完全不需在此提及此事。当然，在此文撰写的过程中，《哲学动态》的编辑王正也曾向我约稿。这也是我最终决定由原先约稿的刊物撤稿，改由《哲学动态》发表的缘由。
本章首先回顾了21世纪初我参与学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讨论时提出的主要看法，将其核心内容概括为“一个模式”和“一组观念”。一个模式是“援西入中”，一组观念是“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援西入中”是对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哲学诠释与建构基本模式的概括，是在“描述”而非“主张”的意义上做出的一种客观的观察，与“以西解中”、“汉话胡说”和“反向格义”这些单一消极指向和明显包含负面价值判断的观念明显不同。对于“援西入中”这一用语四个方面的涵义，本章做出了清楚的说明。这一观念虽然在前三章的文字中或多或少都有反映，尤其是在第三章的文字中正式提出，但只有在本章的文字中，才将其各方面的涵义集中加以完整与明确的界定。至于“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这三元一组的观念，虽然前三章的文字中也已经明确提出，但作为对如何诠释与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三个不可或缺且彼此相关的方面，以及作为从事中国哲学的现代学人所当具备的一种工作程序的方法自觉，其意义则在本章中得到了全面的总结。
当然，如果说对于“援西入中”和“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的总结重在回顾性的“温故”，那么，在此基础上，本章第三部分的内容，则围绕“作为比较哲学的中国哲学”“如何理解‘文献基础’中的‘文献’”“诠释/建构、哲学史/哲学、人物/问题”以及“方法论背后的‘哲学’观”这几个问题，既作澄清，又加辨正。在前三章文字发表多年之后，本章文字作为仍然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