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杯不醉·俄罗斯
作者：米哈伊尔·卡尔波夫
冷战时代，西方将俄罗斯描绘成充满罪犯、酒鬼、黑帮、军人和克格勃间谍的国家。在“牢不可破”的苏联解体后，本以为这些形象永远地尘封进了历史。但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刻板印象又卷土重来。“坏的”俄罗斯人又开始出现在好莱坞电影、电视剧和电脑游戏之中，这次他们是阴暗的党员、黑帮、寡头、淫荡的女间谍和酒鬼。而俄罗斯本身也被称为侵略者和“苏联邪恶力量”的继承人。
为什么世界又开始害怕俄罗斯了？这些恐惧又怎样影响着政治，以及普通俄罗斯人的群体认知和生活呢？又是为什么俄罗斯人自己也愿意相信那些关于自己国家的类似“酗酒几个世纪”和“全民热爱苏联”这样的传说？
“纽带新闻网”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研究了那些俄罗斯历史和现实中诞生的神话传说。
20世纪初叶以来，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传说”逐渐在世界各国民众之中形成。外国人盲目地相信那些关于俄罗斯遍地狗熊、核威胁、到处都是克格勃间谍的“传说”。不过，在最具影响力和信服度的俄罗斯“传说”中，排名第一的一定是关于俄罗斯人酗酒的传说。这个传说已经深入人心，甚至连俄罗斯人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同胞总是在喝酒，节日酗酒被当成民族传统也并不令人意外。
是谁让全世界都相信了这些陈腐的刻板印象？为什么历史学家却给出了相反的说法？谁又能从混淆的刻板印象中得益？“纽带新闻网”在“关于俄罗斯的传说”专栏中，通过研究“酗酒的俄罗斯人”形象的产生源头和俄罗斯数个世纪饮酒的历史中寻找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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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在年9月发布的全球饮酒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并不是最能喝酒的国家。在这份统计表中，俄罗斯仅排名第16位，甚至排在塞舌尔群岛之后，人均年饮酒量为11.7升。
俄罗斯在世界各国饮酒量排名中
位于第16位
与此同时，关于俄罗斯是一个酗酒的国家的传说仍广泛流传。而通过文化和艺术作品的加工，这个形象更是深植入了俄罗斯自身的民族认知之中。
想一想那些经典的苏联（俄罗斯）电影——盖代的《酿私酒的人》（年）、梁赞诺夫的《命运的捉弄》（年），当然还有道尽俄罗斯饮酒文化的《民族狩猎的特征》（年）就够了。在文化作品中，酒鬼形象不再负面甚至转为正面，甚至还成为了抒情文学的对象，例如著名作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的那本《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文集。
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连官方人士也开始坚信俄罗斯人酗酒的传说。关于这一点，著名的俄罗斯前首席卫生医师根纳吉·奥尼欣科就曾喜欢宣扬这个观点。
酒类制造商也助推了这种认知。
俄罗斯的电视荧幕上现在已经看不到酒类广告，夜间也不再允许贩售酒类。但是在蛮荒的90年代，情况完全不同。酒类产品全天贩售（年第号联邦法律才进行了夜间禁售酒类的修正），直到年，俄罗斯的电视台还能在晚间播放啤酒广告。
通过采取技术性的限制条例，并限制酒精饮料的贩售，同时在媒体中禁播酒类广告，限制过量饮酒的措施开始在俄罗斯起到作用。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从年到年，俄罗斯人的饮酒量降低了43%，与饮用烈性酒类相关的死亡率降低了，酗酒造成的精神失常和肝病发生率也显著下降，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也出现了大幅上涨。
但这只是统计数据。
外界对俄罗斯的印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年，英国调查组织IpsosMor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全球范围内，俄罗斯仍被认为是最能喝酒的国家。全球被访问者中，43%的受访者持有这样的观点。有3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最能喝酒的国家，排名第二。28%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是最能喝酒的国家，排名第三。
罗斯时代怎么喝酒？
有趣的是，俄罗斯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是喝酒这件事上的“大拿”。
在俄罗斯史书《编年纪事》中，有这样的描写：公元十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在为罗斯选择信仰时，曾对伏尔加保加利亚的伊斯兰传教士说：“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我们活不下去。”这句话常常被当做俄罗斯人数个世纪都热衷喝酒的证明。但事实上，当时制造烈性酒本身就是件十分费力的事，考虑到当时普通人的需求和人们喝到烈性酒的机会，酗酒在当时的罗斯根本不可能存在。
在基辅罗斯和其继承者莫斯科公国时期，葡萄酒只能从拜占庭和小亚细亚地区进口，因此十分昂贵，人们喝的多的是低度数的啤酒和蜂蜜酒，在普通人家能制作的也只有后者。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伊戈里·库鲁金认为，当时完全不可能出现“喝醉了在街上裸奔”的情况。也并不是因为繁重的农业生产让俄罗斯人的祖先无法疯狂地喝酒，而只是因为当时就不流行喝酒。喝酒并不是俄罗斯古代乡村的生活传统。
库鲁金认为，当时人口流动性低，人们基本上和自己的父亲、祖父一起生活，甚至都不会想到离开家人去别处生活的这种模式，这也让喝酒不太可能成为俄罗斯古代乡村生活的传统：
人们的生活模式年复一年地重复。乡村社区会一起举行庆祝活动，而为了举办庆祝活动，所有人都需要一起劳动，没有人会单独行动。这不仅在俄罗斯如此，全世界在中世纪早期都是如此。
伊戈里·库鲁金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这使得能把饮酒当成一种享乐的其实只有贵族，普通人只能在乡村社群举行庆祝活动时才偶尔能喝喝酒。另一个事实是，即便是大公的随从想要“享乐”也得看大公。就像另一本古代史籍《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记载的那样，年的一天，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尔维奇大公的随从向他抱怨：“蜂蜜酒煮得太少了，但随从却这么多”。
如果说到真正的烈性酒，罗斯时代其实根本就没有。即便是在欧洲，也是到了中世纪晚期才出现。
莫斯科公国关于酒精的记录最早出现在年，准备出访立陶宛的热那亚使团先访问了莫斯科，他们带来了炼金术士阿诺德·德·维拉诺夫在蒸馏葡萄酒时提取出来的一种aquavitae酒精。这种酒精在当时被认为是不能饮用，只能当做药物使用。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文化历史室首席研究员叶莲娜·多尔基赫在自己的著作《日常历史：俄罗斯酒精饮料概况（15世纪末至年）》中也提到，一种被称为aquavitae的酒精在15世纪前就已经在欧洲存在：这种酒精被认为是药用的，主要是药房的药剂师会采用。
伊戈里·库鲁金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药房——不是生产酒类的地方，这是首先为宫廷配制各种药剂的场所，和贩卖酒类无关。
在莫斯科大公国，直到15世纪晚期才出现酿酒这一行业。在古代史籍《治家格言》中提到，年后酿酒才被当成一种普通的行为。但说当时的民众已经开始大量饮用烈性酒类还言之过早。16世纪的外国旅行者还和从前的旅行者一样，提到蜂蜜酒、啤酒和格瓦斯是莫斯科维亚（莫斯科公国）主要的饮品，只有很少的人会提到aquavitae或者面包酒。烈性酒正是顶着“面包酒”的名字被当时的莫斯科公国民众所知晓。
“伏特加”一词在当时虽然也在被使用，但它的意思与今天完全不同——当时的意思主要是指药用酒精。
瓦西里二世和伊凡三世还规定了饮用蜂蜜酒和家酿啤酒的日期，连15-16世纪到访俄罗斯的外国旅客也注意到了除了节庆日外，莫斯科大公国严格限制普通百姓饮酒。
16世纪中叶，立陶宛大公国驻克里米亚汗国大使米哈龙·利特温写的札记《关于鞑靼人、立陶宛人和莫斯科维亚人的风俗》中提到莫斯科维亚人不喝酒，他们的城市以手工艺人闻名，而立陶宛人则整天整夜在小酒馆里喝酒，酒馆里还有受过训练的熊在笛声中跳舞，这些立陶宛人什么都不会做，只会睡觉。
但16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被称为“国家酒馆”的地方，在这里，国家向民众出售“面包酒”。伊戈里·库鲁金指出，伊凡雷帝统治时期的年，书面材料中首次出现了“国家酒馆”的记录，在当时的莫斯科仅有一家。
俄罗斯民众接触到烈性酒的时间
比西欧民众晚得多
库鲁金指出，在当时，民众中看重健康生活的族群已经开始尝试反对饮酒的普及。比如，在半民间文学《悲哀与不幸集》中写到，亚当和夏娃因为喝酒被赶出了天堂，而禁果就是葡萄藤。在书中，恶魔是酒馆卖酒人的形象。
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作家瓦西里·雷若夫在《罗斯的欢乐》一书中写到，在俄罗斯，阻碍喝酒的最后屏障被摧毁了。彼得大帝以对西方的仰慕闻名于世，他宁愿自己不清醒也要让客人醉倒。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俄罗斯人开始饮用伏特加。而且从这一时期开始，伏特加不再指质量上乘的面包酒，而开始指代低劣的酒精饮料，“按照沙皇的规定，每天向彼得堡的建筑工人、船坞工匠、士兵和水手供应一杯酒。”
雷若夫写到，不同于昂贵的面包酒，新的这种酒被轻蔑地称为“彼得水”——或者“伏特加”。但是并不能说，是彼得大帝推动了俄罗斯人的饮酒习惯——在他颁布的一条法令中，他要求将行为不端的醉鬼用镣铐铐起来，他还禁止了莫斯科的药房出售葡萄酒。
俄罗斯19世纪的政论家、民粹分子、农业化学家亚历山大·恩格里卡尔德特曾经非常惊讶地写到：“在各种报纸中读到了我国饮酒量大幅上涨的消息后，还能在乡下看到的农民们仍保持清醒让我惊讶。当然，乡下的人们会在节日、婚礼、洗礼、葬礼上喝酒，但他们并不会比我们城里人喝得更多。”这其实并不奇怪，喝醉了就没法干农活，也就不能为社区产出价值，那这个人就会挨饿。
这促成了现在被称为“俄罗斯精神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有时有讽刺意味）的产生，不同于今天这个说法的宣传意味，在当时这种生活方式是切实存在于俄罗斯乡村的。
所有当时的记者们都在报纸上写到过过度饮酒问题，但几乎都只是关于城市里的官员酗酒的消息。
亚历山大·恩格里卡尔德特
19世纪俄罗斯政论家、农业化学家
恩格里卡尔德特间接证明了当时俄罗斯中上层社会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对俄罗斯人饮酒问题的担忧”，这些有产阶层注意到了在城市中风气的败坏，有些人甚至自己也参与其中。恩格里卡尔德特写到：“这些醉鬼中有工人、仆从，也有士兵、文书官、政府官员、地主，他们都成了醉鬼，堕落得一塌糊涂，而在那些需要劳动的人——农民中间则很少有醉鬼。”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到了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农村人口比例仍为70%——也就是说占帝国人口总量的绝大多数。
今天，俄罗斯乡村饮酒问题在大众的认知中其实被严重夸大了。乡村人口的年人均饮酒量仅为8升，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这样的饮酒量并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伊万·谢甫琴科
利佩茨克国立师范大学俄罗斯及通用历史系副教授
正如“酒类.ru”网站的主编米哈伊尔·斯米尔诺夫这样的酒类市场专家认为的那样，“俄罗斯人严重酗酒”——其实只是外国人塑造出来的一个传说，然后又被俄罗斯民众自己当了真。斯米尔诺夫认为，这个传说的始作俑者是法国侯爵阿斯托里·德·丘斯金，他写过一段关于自己年俄罗斯之行的回忆。斯米尔诺夫认为，在俄罗斯，人们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则是源自于“外国人这么说我们”。
醉酒的一个世纪
伊戈里·库鲁金说：“19世纪以前，‘小酒馆’还是城市里的一种享乐活动。在乡村，很少有酒馆，只在一些大一点的乡镇集贸市镇上会有一些。在普通的乡村则从来没有过。”他认为，在乡村地区，酒馆开始大量出现是在取消了农奴制以后，在农奴制取消后，城市对贩售伏特加的垄断才消失。
19世纪在城市里出现的问题直到20世纪初期才逐渐显现。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尼古拉二世宣布全面禁止贩售伏特加（伊戈里·库鲁金指出，这里指的就只是伏特加，餐馆里仍然能买到葡萄酒）。
正是在这个时期，俄罗斯乡村出现了自酿酒。库鲁金说，自酿酒的出现是因为城市和乡村正常的商品贸易体系被破坏了，当时的农民向城里卖面包、粮食不划算，因此农民开始把粮食制作成自酿酒，然后再把自酿酒拿去换因为战争导致供应稀缺的生活必需品。
伊万·谢甫琴科说：“动荡年代会让人们开始寻找解压的方法。一战爆发前夕，俄罗斯的财政收入约四分之一来自酒类贩售。可以说整个国家都泡在酒里。”
谢甫琴科认为，在当时，俄罗斯乡村仍然没有喝酒的恶习，还是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那些比较偏远的村镇。但靠近城市的村镇相较从前，喝酒问题则开始严重起来。
库鲁金说：“比如，一个农村小伙去了城里打工，脱离了乡村生活，好几个月都在城里。那里有别的娱乐和享受。他朋友对他说——我们今天得去喝酒吧，得庆祝下啥的。在乡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城里，随时说喝酒就能喝到酒。”
世界性的灾难
到了20世界早期，滥饮烈性酒的问题不仅在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成为社会问题，事实上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存在，看一下美国在年颁布的禁酒令便可知晓。俄罗斯人通过美国的黑帮电影、电视剧对这项法令略知一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法令为何实施。历史学家安娜斯塔西亚·乌沙科娃指出：“在很多当时的文献中，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充满胡作非为的人和醉鬼的国家。这样的偏见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美国人确实饮用大量的酒精饮料，特别是烈性酒。”
在当时，美国社会中反对饮酒的人群，特别是在保守派的妇女之中，呼吁美国社会实施禁酒令拯救美国社会的呼声极高。醉酒的工人歪倒在车床下扭曲地进行车削工作的形象不仅被用在社会主义宣传海报上，在美国推动禁酒令前夕也有这样的海报。
在美国，禁酒令作为限制措施是失败的：禁酒令导致了黑市的出现并助长了组织犯罪的发生
在苏联，“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也造成了乡村人口开始大量饮酒。关于这一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可能会有诸多争议，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俄罗斯乡村人们已开始大量酿制自酿酒，从农村集体制伊始，乡村人口也开始大量饮酒。完全有可能是因为集体农庄的农民已经不相信富裕生活能依赖集体农庄，因此人们开始喝酒消愁。
在罗斯，酗酒只是一个传说，但到了共产时代，人们真的开始大量饮酒。苏联政府长期试图通过毫无成效的反酗酒运动来与酗酒问题做抗争，最严厉的政策开始于年直至苏联解体。
背景资料：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禁酒运动如何运行
年的禁酒运动是当时新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政治局最重要的倡议。在苏共档案《关于战胜酗酒和酒精上瘾的措施》中写道：“严格遵守共产主义精神，克服包括酗酒在内的坏习惯等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苏联政府并不是首次推行这样的倡议，但却是第一次大规模开展类似的运动。酒类商店被要求下午两点才开店，街上的醉汉会被警察逮捕，并罚以卢布以下的罚款或15日刑拘。
当时通过具有苏联特色的大规模文化宣传和媒体传播开展了禁酒运动。电影中删除了饮酒的画面，甚至莫斯科大剧院还因此撤掉了歌剧《鲍里斯·戈都诺》的上演计划。一大批歌曲和文学作品因为名称让人联想到喝酒而上了黑名单。
“清醒生活方式”的宣传活动规模宏大。学者们讲述着饮酒不应该被容忍，还举办了众多关于酒精危害的讲座。苏共党员会因为在工作场所喝酒被开除出党，被自愿或强制性地要求维持清醒的生活方式。
但是，到了秋天，严格的措施就放松了下来，卖酒的商店又改回早上11点开门，但禁酒运动仍在进行。这项运动导致的最愚蠢的后果之一是当时苏联近三分之一的葡萄园被铲除掉了。苏共高层并没有发布任何命令，但在地方上，对上层的倡议进行了各自解读。
禁酒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还有体现。禁酒运动的第一年，苏联政府的财政就损失了亿卢布，还影响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一直向苏联出口酒类的国家的关系，它们对此运动十分不满。
反酗酒运动的关键点总是禁酒措施和对酗酒问题的公开讨论。苏联人喝酒完全不是因为基因遗传上的问题——苏联当时无法为民众提供充分的休闲活动，而民众对禁令的反应总是——把手伸向自酿酒。
需要指出的还有，苏联领袖是如何看待苏联人民的。
苏联前外交部长安德烈·格罗米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苏共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说“俄罗斯人曾经在喝酒，以后也会喝酒”，而戈尔巴乔夫则证实，禁酒令是他的夫人说服他推行的，因为她认为“人民在酗酒”。
“苏联的数据——是有说法的”，伊戈里·库鲁金指出，很多措施推行得都非常突然。他对此感到困惑：“你在某个时刻认为某个措施有必要性，于是你写了文件，呈给了苏共中央，没有任何回应。但过了不久，这个措施又会突然出现。”
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尝试解决酗酒问题，但是这些尝试却加剧了这个问题。原因还不是在于全面的限制和公众讨论没有达到长期有效的效果，而在于酒类销售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事实上所有类似的尝试都以取消禁令作罢。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禁酒运动以完全失败告终。严厉的禁酒措施不仅助长了自酿酒的泛滥，还导致了毒品的流散。
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几乎不喝酒？
如今，俄罗斯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俄罗斯人已经远离了苏联时期。在城市中，自酿酒已经被高质量的蒸馏酒和昂贵的烈性酒所取代，塑料桶装啤酒（也曾被禁）也被为数众多的高价精酿啤酒所取代。
牛津大学和莫斯科社会经济科学学院教授、俄罗斯历史文化学家安德烈·佐林在自己的课程中说，伏特加已经成为俄罗斯酗酒问题的一个传说，伏特加其实已不再对俄罗斯年轻人有吸引力，它已经被啤酒所取代。
社会学家们针对年轻的俄罗斯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喜欢喝伏特加吗？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如果你喝伏特加的话，你就没个人样了，你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
安德烈·佐林
牛津大学、莫斯科社会经济科学学院教授、
俄罗斯历史文化学家
所有这些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只有在乡村地区还有人喝很多自酿酒，但在乡下地区也不断在出现一个又一个“清醒”了的乡村：乡村居民明白，年轻人会离开去城里，如果继续喝酒，继续维持苏联喜剧电影里那种俄罗斯人酗酒的“习惯”，村民们会最终无法生存。
可能，持续实施禁止酒类产品播放广告、禁止在晚间贩售酒类、禁售五升桶装廉价啤酒、买酒检查身份证件等已经采取的成功举措，并结合“消除”俄罗斯人酗酒这样的世纪传说才是在今天的俄罗斯推动反酗酒政策的关键。幸运的是，官方人士已经意识到采用苏联式的反酗酒策略是不可行的。俄罗斯卫生部精神卫生-麻醉科医生叶甫根尼·布柳恩承认，苏联领导人曾经希望通过强力宣传和大型运动让人民戒除饮酒。可能采取这样的政策正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自己也选择了相信俄罗斯人就是有酗酒的习惯或者说他们通过这样的政策来掩盖自己的能力不足。
俄罗斯从来不曾酗酒。并不存在烂醉的传统。否则这个国家早就已经瓦解，但俄罗斯至今存在。
米哈伊尔·斯米尔诺夫
酒类市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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