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季亚娅
张屏瑾
戴潍娜
何同彬
徐晨亮
徐晨亮：近年来女性写作与性别议题在文坛又有升温之势，北京师范大学张莉教授策划了关于作家性别观的大规模调查，成果已陆续发布，《十月》《钟山》等重要文学期刊年相继推出女性专辑，还有一些性别意识较为鲜明的作品在不同范围内引发了讨论。然而，性别平等、性别自觉等理念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被接纳为国内文学界的共识，仍值得继续观察。在某些私下场合我甚至发现，有男性友人一听到相关话题便兴味索然地说“又来了”，似乎认为当下重提女性写作“了无新意”“矫枉过正”，或是担忧性别议题的讨论会演变为某种“理念先行”“政治正确”的教条。这便是促使我动念策划本次讨论的第一个原因。个别反弹或忧虑之声不一定包含恶意，但必须厘清的是，关于女性处境与女性意识的讨论，并非必然将异性推至对立面，所针对的毋宁说是所谓“超性别意识”——假设我们可以超越或回避所有性别问题来谈论文学，这本身便是在无视甚至强化现有性别结构中存在的不平等、不正义与不合理。身为男性自然也有必要加入性别议题的反思之中。策划本次讨论的第二个原因，站在职业编辑而非作家、批评家的立场上，每天面对的主要是一篇篇文本以及作品里歌哭悲喜的男男女女，但我又一直期待文学界关于女性写作、性别问题的讨论，能与更广阔的外部连通、呼应，也许这样才能避免性别议题的钝化、固化与标签化，使其保持充分的弹性、活力与穿透力。年岁末，不少媒体的年度新闻盘点都选择将性别作为切入点，如“普通女性被看见的一年”“不再沉默的女性”“知晓她姓名”等，这些来自舆论场的视角无疑也应成为讨论女性写作问题的外部参照。由此将目光投向我们的公共生活，可以看到，始于美国、影响波及全球的Metoo运动余波尚在，“拉姆案”“弦子案”“李星星案”“杭州杀妻案”等又一次次提醒人们，针对女性的暴力与骚扰远未绝迹，不同形式的歧视与剥削每天都在上演；而全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又让女性承担了更重的家务，或丧失了工作和受教育机会，可能带来性别平等状况的倒退；同时，在我们身边仍有许多人默默推动着性别结构与制度问题的局部改善，比如让抗疫前线女性医护人员的特殊需求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