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国徽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困扰苏联民生的问题并未引发民众反对中央政府或加盟共和国当地政府的大规模示威。然而，形势很快明朗：克里姆林宫对于在苏联土地肆虐的瘟疫没有解药。当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看出克里姆林宫的软弱和犹豫，它们决定显示力量，走上与中央政府对抗的道路。
就在这个时候，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宣布挑战戈尔巴乔夫，争夺苏联的领导权。从没有人敢与共产党的候选人一决胜负。同时，在他的努力下，中央政府的作用降低而加盟共和国权力加强。他领导的俄罗斯联邦似乎已无视苏联的存在。
克里姆林宫权力日渐衰微，促使组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离心力越来越强。在西方的鼓励下，本来就心不甘情不愿的波罗的海国家更想出走。当苏联这个主人来势汹汹、恐吓威胁，并时刻准备以武力保证统治时，反对力量进入了蛰伏期。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立陶宛为首的波罗的海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民族主义觉醒的第一个迹象始于年的蒙古政变。一些专家预测，中亚共和国将会成为苏联中央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不过，回过头来看，这些国家虽然搭上分离主义的便车追求国家利益，但是所扮演的依然是小角色，实际上并未将这辆车往前推进。
年，成百上千的学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示威游行，高喊反苏口号。年5月，10万名抗议者在亚美尼亚声讨苏联，抗议将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划归阿塞拜疆管辖；同年12月，他们又抗议亚美尼亚发生灾难性地震后苏联的无所作为。
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公开爆发冲突。从波罗的海国家和格鲁吉亚燃起的分离主义火焰向乌克兰蔓延。示威游行针对的是当地共产党政府，但是这些活动影响了苏联的完整性，莫斯科无法坐视不理。其实就在几个月之内，乌克兰、立陶宛和格鲁吉亚便开始公开要求独立。
年1月10日，立陶宛人在首都维尔纽斯市中心
游行示威，要求独立
年3月，蔑视苏联的立陶宛议会单方面宣布立陶宛独立。戈尔巴乔夫本想从新立场出发寻求发展莫斯科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但是在克里姆林宫强硬派的压力之下，加之害怕出现多米诺效应，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原计划。然而，他的“甩手”政策恰恰引发了多米诺效应。
年12月18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匆匆忙忙拼凑出一份新的联盟条约，但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对此毫无兴趣。他们继续准备与苏联脱离关系，并要求重新获得二战前的独立。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并不热衷于脱离苏联，但是就连他也和大多数加盟共和国一样，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条约不满意。
克里姆林宫和加盟共和国的争议不在于没了社会主义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而在于税收、自然资源以及警察的控制权等问题。已经宣布独立的立陶宛选择不再派遣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不参与有关苏联未来的讨论。由于长期存在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拒绝签署新联盟条约。只有在经济上依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白俄罗斯和东边五个穆斯林共和国在那时选择与中央政府维持关系。乌克兰原则上同意签署条约，但似乎并不着急。形势很快明朗，俄罗斯只能依靠自己，而真正的斗争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问题不是莫斯科是否能够继续统治这些共和国，而是谁能够统治莫斯科。事实上，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都在等待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叶利钦发威，当时俄罗斯联邦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大也是最富裕的，而其领导人叶利钦则在不断削弱苏联中央政府的制度和权威。
年3月10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马涅日广场，迫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事共产党人放弃权力
个人生死、国家存亡都逼到了戈尔巴乔夫头上，而此时由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领导的一个激进小组做出第一次尝试，企图让苏联重回正轨。年2月初，他给总书记发去一份绝密级备忘录，宣称苏联的紧张局势威胁着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克留奇科夫还说，美国的政策似乎是想推动苏联的崩溃。备忘录结语是建议戈尔巴乔夫出重拳恢复秩序。
3月15日，苏联人民在公投中被问道：“是否同意按重组后的主权共和国联邦形式保存联盟？”表决结果并不明朗。和预想的一样，每边都宣称结果支持自己。
叶利钦不愿意就此屈服。他召集支持者上街，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戈尔巴乔夫则下令禁止街头示威。然而莫斯科是俄罗斯的土地，10万叶利钦支持者还是上了街。他们与维护秩序的5万士兵正面对峙。没人敢阻止示威，于是示威者一路行进到克里姆林宫。所有人，包括中情局和克格勃，都在焦急地等待后面会发生什么。
年苏联解体之后，一场处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关系的国际会议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有意思的是，一些在克格勃处理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事务的资深工作人员也在会场。他们称，克格勃从未将民族问题视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哪怕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都认为有可能维持共和国与莫斯科的纽带。
华盛顿也未重视苏联的民族问题。保罗·戈布尔是年夏天美国政府中唯一一个全职处理这一问题的人。他指出，既然克格勃都不重视苏联各个民族，华盛顿也没理由重视。
然而，有两个学者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实际上，法国和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海伦·当科斯和默里·费什巴赫认为，苏联作为完整政体未来面临的主要危险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口问题。在年撰写的《帝国的衰落》一书中，当科斯预测苏联少数民族火山爆发式的行动将导致共产主义的终结。她声称亚洲共和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威胁到苏联人口文化的平衡，危及政权的稳定。美国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与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复杂的长期关系，他认为苏联的多民族最终会迫使苏联无法维持单一的中央政权。据人口统计学家、生态专家默里·费什巴赫表示，苏联的公共卫生体系蕴藏危险，对苏联未来构成严重威胁。由于对生态忽视甚至破坏，苏联将会面临传染病传播、婴儿死亡率上升等问题，民众、河流以及土壤也会受到破坏性影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体系会让苏联“解体”。他们说对了。
此外，低水平的公共卫生也影响了军队实力。越来越多的18岁青年出于健康原因拒绝参军。由于支离破碎的教育体系，许多从边缘地区来的新兵不会说俄语。这使他们无法升入指挥和技术岗位，因而从加盟共和国征来的士兵往往士气低落，削弱了对红军行动的认同感。
本文摘自：《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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