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社会各阶层就是否批准《伊斯坦布尔公约（IstanbulConvention）》（全称：TheCouncilofEuropeConventiononPreventingandCombatingViolenceagainstWomenandDomesticViolence，《欧洲委员会关于预防和打击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家庭暴力的公约》）出现分歧，为期一个月的激烈辩论在本年度二月末、三月初达到顶峰。反对者认为，批准该《伊斯坦布尔公约》将在某种程度上破坏立陶宛《宪法》规定的家庭概念，即家庭是一男一女组成的统一体。赞成者则认为，有必要提高社会对弱势群体平权的接受度和支持度，其中“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间性人、双性人和酷儿”（简称“LGBTIQ”）群体受到多种歧视的影响最为严重。为LGBTIQ群体争取平等权利和法律保护的呼声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也尚未达成共识。针对该问题，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长期疫情隔离造成了社会整体疲劳，进一步激化了紧张局势。今年3月3日，立陶宛议会决定推迟批准《伊斯坦布尔公约》。这一决定掩盖了棘手的问题，意味着今后在建立社会共识方面仍存在问题。下文简要描述了立陶宛帮助LGBTIQ群体争取法律权益的现状，试图解释立陶宛立法者做出决定的紧迫性。作者思考了导致意见交锋如此激烈、乃至社会团体相互对立的部分原因。立陶宛与大部分欧盟成员国相比，在LGBTIQ群体保护历史记录方面存在问题。立陶宛不承认同性伴侣关系（不称其为“婚姻”），没有关于跨性别者权利的立法，且在更加宽容的社会中未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培养新一代。任何试图将此议题引入公共领域的努力都会受到质疑，即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下，该问题只会加重并长期存在。年之前，立陶宛政府机构不允许认同LGBTIQ群体的公共表达。维尔纽斯市（Vilnius）的主干道不欢迎举行“骄傲游行”（PrideParade）等类似庆祝活动。年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立陶宛、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波兰、罗马尼亚等其他中东欧国家情况类似，每4位LGBTIQ群体中就有1位在工作或求职中因性别认同或性取向而受到歧视。在上述国家在校群体中，83%至95%的LGBTIQ群体承认，针对与众不同的同学，他们曾在学校中听到负面评论，或者见到敌对行为。调查报告显示，立陶宛LGBTIQ群体中，84%的人不愿透露自己的群体身份。与此同时，研究表明该问题不仅涉及LGBTIQ个体的情感福祉和宪法权利，而且还涉及到大体上的全社会福利。年一项旨在分析三十九个新兴经济体和其他一些国家LGBTIQ群体待遇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显示，平权与经济产出之间有明显关联。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均GDP与LGBTIQ群体的法律权利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该研究分别用“全球同性恋取向法律认可指数”（GlobalIndexonLegalRecognitionofHomosexualOrientation，GILRHO）和“跨性别权利指数”（TransgenderRightsIndex，TRI）来衡量。在相互关系方面，在全球同性恋取向法律承认指数所列的八项权利中，每多一项权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多出美元，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HDI）也会提高。该研究充满自信的称，“LGBTIQ群体权利与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法律）权利的好处不只是单纯的经济成果，还包括在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方面的福祉”。立陶宛LGBTIQ群体在公共媒体中的众多坦诚表达与揭露性证词表明，由于立陶宛存在的不利于该群体有意义生活的条件，他（她）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欧洲和北美较为宽容的国家寻求家庭和职业机会。年，欧洲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会议上通过一项公约文件，旨在改变社会对LGBTIQ群体等被污名化群体的态度。《伊斯坦布尔公约》要求在学校和其他国家机构中引入教育方案，提升公众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认识。根据这一概念，性别是指男女在社会构建中的特征，诸如标准、角色、男女群体及彼此关系，而非由生物学决定。因此，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性取向及家庭类型、伴侣关系或其他关系。立陶宛社会花费十年时间，才开始公开辩论批准《伊斯坦布尔公约》的必要性。年2月，立陶宛一位知名天主教神父在“脸谱网”（Facebook）上发帖，呼吁信众签署反对批准《伊斯坦布尔公约》的请愿书，该行为引发了立陶宛社会这场大辩论。一方面，众多网民表示愤怒、中伤乃至仇恨，认为神父无权干预公民事务，这是国家的特权。另一方面，为维护神父的立场，反对《伊斯坦布尔公约》，信教群体群起而攻之，一场舆论战由此打响。该事件很快表明，多数人反对教会干预世俗事务，但也不赞成批准《伊斯坦布尔公约》。虽然两种立场看似相互矛盾，却揭示了社会对其他团体、个人和道德权威的广泛不信任。因此，一项颇具代表性的民意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仅有18.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践行者，会定期参加宗教仪式），但这一群体中有64%的受访者表示，不希望教会在家庭和性教育方面具备发言权。导致立陶宛社会在LGBTIQ权利及相关问题上两极分化的关键原因之一，是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个人及家庭缺乏认同感，以及来自国家的遗弃感。许多人认为，欧盟机构与立陶宛政府将LGBTIQ权利列为优先事项，却没有认识到这些举措是加强平权，以及为LGBTIQ群体提供法律保护的紧迫性回应，这对全社会都有影响。年以来，关于伴侣关系的法律一直被搁置，因为全社会无法就“何为家庭或共同居住单位”（familyorhouseholdunit）达成一致，不仅是LGBTIQ群体，其他公民也无法行使缔结伴侣关系、保护民事婚姻以外生活的权利。另一个因素是缺乏更宽广的视野，未进一步认识到不宽容是没有边界的，影响到LGBTIQ群体的事务也可能会对其他弱势群体产生不利影响，这些群体可能仅因某些其他原因而受到歧视。在社会缺乏大局观和共识的情况下，相互矛盾的声明和未经证实的故事取代共识，而这些内容往往是捏造的。如果接受它们，半真半假、有失偏颇的声明将会进一步在加强法律保护、LGBTIQ等弱势群体平权争议问题上，给社会公众带来困惑，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今年3月发布的一项深入分析社会大众意见的研究成果表明，约有20%的社会公众通过俄罗斯电视、在线广播等媒体内容，对包括LGBTIQ在内的复杂社会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广播传播了目的明确的叙事，在立陶宛社会缺乏明确共识的情形下，加剧了现有分歧，并制造出新的裂痕。社交媒体形式（脸谱网是目前立陶宛主要的社交媒体）经过精心设计，可以利用去除上下文的事实来放大叙事，这些事实将少数群体（通常是极端的）的立场转变为具有误导性的虚假真相。不加批判地使用媒体内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根据一项调查，62%的受访者完全或部分同意以下虚假陈述：“立陶宛教育系统提出不适当的价值观，即宣扬性少数者，未能尊重传统”。只有24%的人不同意，3%的人强烈反对。然而，最近对LGBTIQ群体的态度在政治层面开始发生变化。执政联盟伙伴自由党（FreedomParty）一直倡导同性婚姻，来自主要执政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HomelandUnion–LithuanianChristianDemocrats）的部分议会成员也表示支持同性伴侣立法。虽然自由派从人权议程和公民宪法权利的角度为LGBTIQ权利发声，但温和的保守党认为，这一议程可以摆脱从苏联时期延续至今功能失调的社会模式。他们认为，构成《伊斯坦布尔公约》基础的社会性别概念，有助于恢复在苏联时期被摧毁的男女社会尊严。因此，执政多数派内部正在形成政治共识，即与苏联在LGBTIQ权利问题上的历史决裂，推进关于同性伙伴关系立法，以及这一领域其他悬而未决的立法。而余下的任务是将《伊斯坦布尔公约》带入一个更加平等和更少割裂的社会图景，并达成一个包容所有人的新共识。（作者：LinasEriksonas；翻译：于溪；校对：马金星；签发：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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