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国际旅游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动却使国际旅游承受巨大压力。“全球范围的国际旅游将出现何种变化”“跨国旅游合作将会有何新动向”等问题成为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在当今中国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背景下，这些问题的探索具有如下意义：第一，有助于构建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全球视野，从而在宏观层面上把握全球旅游系统变动机制，更好地理解中国旅游产业在全球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第二，有助于探讨地缘政治格局重构过程中中国不同区域的国际旅游发展、旅游区建设与跨国旅游合作的可能方向。有鉴于此，《旅游论坛》编辑部委托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翁时秀博士组织了主题为“地缘政治格局重构与国际旅游新趋势”的系列笔谈。尽管一期笔谈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讲透这一话题，但却可能激发有益的思考。
本专题笔谈全文已刊载于《旅游论坛》年第2期，凡转载、引用、评论，以见刊文本为准。
主持人导读
翁时秀（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副教授）
近年来，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动使国际旅游流动承受巨大压力，新冠疫情的流行更使全球旅游业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出入境旅游将出现哪些新变化?中国不同区域的国际旅游发展、旅游区建设与跨国旅游合作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全球范围的国际旅游将呈现哪些趋势?尽管尚缺乏足够充分的数据和材料来开展这些问题的严谨分析，未来局势的变动也尚未明朗，但仍有必要结合地缘政治学和旅游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国际旅游发展的过往经验对此开展讨论，以使学界能以更充分的思考应对未来多样化的变局。
“地理想象”是激发旅游的重要驱动力，在本期笔谈中，胡志丁研究员注意到信息时代下旅游地缘政治想象与传媒文化的联结，指出联结的途径在于“描绘”，即传媒文化对事物的多元建构与营造。在everythingisgeopolitics的背景下，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旅游，是地缘政治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引导地缘政治想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旅游外交”的低烈度地缘政治行为中，传媒文化扮演了强大而又巧妙的角色。传媒文化对旅游的地理想象进行了新的创造，通过旅游过程中的接触，又催生新的地缘政治想象。因旅游者是整个旅游过程的中心，旅游的日常遭遇可能会引起接触双方的地缘政治想象的偏移，国家对于旅游者要适当引导和规范，避免负面碰撞的滋生。
刘云刚教授、骆华松教授和彭飞副教授等聚焦于中国不同区域的国际旅游发展，对“地缘政治格局重构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新机遇”“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地缘关系与云南跨境旅游区建设”与“中日韩地缘关系演化及其跨国旅游响应”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刘云刚教授认为岛屿常被作为各类政策实验场，也被视为逃离现实的“梦想空间”，海南也不例外，这是海南岛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地理基础。从地缘位势上，海南的主要功能是军事国防，是中国面向南海的门户和战略要塞，旅游并不是国家所需。但是，如果海南成为环南海周边地区的海岛旅游龙头和经济发展中心，对于改善环南海地区国家间关系将会有积极促进作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必须依托濒临南海的区位优势、热带农业和海岛旅游的资源优势和新的政策试验探索的制度优势，为海南内生式发展战略提供支撑。在当前特定地缘背景下，海南还是中国走向“海洋时代”的桥头堡，融入RECP和“一带一路”的重点战略区位。同时，还应注意到海南拥有的大量离岛战略空间，如果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置于更广阔的岛屿关系网络中，会使得海南的发展更具韧性，具有更强的机会把握能力，而这也是海南积极国防的一部分。
骆华松教授指出，地缘经济环境是制约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与云南省接壤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而云南沿边地区也属于省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双边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限制了旅游生产要素向跨境旅游合作区的有效聚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整体地缘政治环境(关系)较为复杂，直接影响了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其不利影响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信任危机和大国干预作用下，东南亚邻国参与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的程度和稳定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局部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牵制了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发展。此外，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边界屏蔽效应表现依然明显，而传染病传播、非法贩毒、恐怖主义、网络犯罪、人口贩卖、枪支弹药走私贩运等非传统安全以及大国干预等的影响，加剧了尚存的边界屏蔽效应。骆华松教授进而提出了云南跨境旅游合作区发展的建议。
彭飞副教授等分析了年以来中日韩地缘政治关系演化特征，指出三国地缘政治关系的动荡使国家间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