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始皇统一文字前，马字有N种写法；
据古代的文献记载，我国的文字最早诞生于部落联盟时期，当时最主要的记事方式叫做——结绳记事。
所谓结绳记事，是利用不同材质的绳子，通过不同的结绳方法，在绳子上做好距离不同、粗细不同的结来记录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幅画面：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光凭借一根绳子来记事，时间一久，我们如何从绳结来回想起具体记录的什么事情呢？
这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那时候黄帝手下的仓颉，因为不满结绳记事无法记录具体发生的事情，以及传达具体想要表达的意思，便产生了要制造文字来改变这一现状的想法。
仓颉在经过多日的观察和思考后，他从鸟兽的足迹中受到启发，便决定用万物的形象创文字，来代替结绳记事存在的弊端。仓颉所造的字，有六类大意：“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
在经过漫长时期的演变后，仓颉所造的象形字又在不断简化，“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以至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简体汉字都是这么简化过来的。
为了方便区分，学者们以秦始皇统一文字为边界，把先秦时期的字称作古文字，秦以后的字称作今文字。
东汉许慎根据古人造字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方法，专门编录了一本记录先秦古汉字和秦朝篆书的字典——《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收字个，其中重文(古文、籀文异体字)个，是研究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七国文字差异性很好的参考书。
在春秋战国时期，七国各有各的审美，他们的文字在延续了周朝官方文字的风格上，又结合自身特色、喜好进行了增添、减省笔划的操作，以至于同一个象形文字“马”，竟然延伸出了几十种写法出来。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就是当时七国间的真实写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七国的文字异变都是在同一文字框架下产生的，这就像我们现在各地的方言发音虽不同，但是本质上都是汉语，所以外地人和本地人交流时的障碍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
二、秦始皇统一文字对社会有哪些影响？
七国各玩各的时候，七国的文字异同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在那种交通、通讯不便的年代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区域基本就固定在几个县的范围内，他们的沟通对象也仅局限于自己居住的那片区域内。
小农经济的自足自给性，决定了我国古代的文化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光体现在饮食上，同样也能体现在文字、语言这些方面。
当时的老百姓可没有电视、互联网这些媒介，在那个知识掌握在贵族阶层的年代里，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能够学习和使用文字的渠道都相当有限，同理，他们对于文字的需求也并不强烈。
而对于那些游走于七国的读书人、商人而言，只要学会了西周时期的官方语言“雅言”，便足以满足到列国经商了，在他们眼中，不同国家的文字就犹如简体字和繁体字一般，虽有差别，却不影响阅读。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在同一文化圈子里，文化常常可以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往大了说，身处异国他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写着汉字的餐馆，是不是会倍感亲切呢？往小了说，我们在外省求学，如果班里恰好有一个同乡，那两个人的关系一般就差不到哪里去。
所以，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起到的最大效果是将分散的社会重新连为一个整体，加深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要求废除六国的异体字，一律使用秦国的官方小篆作为书写文字，他还在巡游各国的时候，专门在各地建立小篆书写的石碑，以此推行自己的政令。
秦始皇此举一是为了改变六国文字字形多样，解决全国各地不方便推行政令的情况，二就是为了规范文化教育，削弱六国老百姓对秦朝的抵触情绪，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从后世的效果上来讲，秦朝的制度适应了当时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需求，有利于维系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三、文字的统一周朝就开始做了，只是直到秦朝时“书同文”的概念才真正被后世所延续。
提到统一文字，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让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以此规范全国人民规范使用文字。
其实统一文字这种事情并不是秦朝才开始做的，早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就做过类似的事情。
现在我们通常认为小篆是由李斯创造，但如果仔细观察考古出土的先秦文字的话，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小篆和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铭文差别并不大。
实际上，李斯所“创”的小篆应该是以西周的大篆为原型，整合数代人的成果改良出的一种简体文字。
在周代，八岁的士族子弟就要开始到“小学”接受官方的文字教学，正是这项局限于贵族间的文化普及工作，才让七国的士大夫之间能够实现无障碍交流。
为了真正意义上能够让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各个诸侯国，方便自己的管理，《周礼·春官·大行人》记载，周天子每7年就要召集各诸侯国的外交官（象胥，又指古代的翻译）进行文化培训，教他们怎么写官文，每9年就要召集诸侯国的史官，教他们读书识字：“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
只是后来周天子实力衰微了，诸侯们都不听他的话，诸侯间的文字才渐渐演变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风格。
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都属一个体系，统称为“大篆”。春秋战国时，各国文字都有所不同，甚至各地文字也有差异，有的字有几十种，甚至一百多种写法。秦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上奏秦始皇，提出以当时秦国已沿用的文字为基础，废除与秦国文字不同的各种文字，整理出新的较简易的字体作为统一文字——小篆，并用小篆编写儿童识字课本，从根本上为统一文字打好了基础。
李斯把整理好的文字，刻了《峄山刻石》、《斑既出石》等，这些刻石上的字，字形体格整齐规范，肩架平均，方圆规则，便于书写。而且，李斯的书法，端庄凝重，骨气丰匀，为历代所看重。
现代我们还能看到的秦代字迹有：金石刻辞、诏权量文、刻符、钵印，还有墨书竹简。“权”即秤砣，通常用铜、铁、石制作。“量”是斗斛，用铜、木、陶等制作。秦汉在统一文字的同时，也统一了度、量、衡，所以，在当时制作的权和量上，便也都刻上了用小篆写的“诏书”。在木质的量上，则将字刻在铜板上再钉在量上，即使木器损坏，上面的铜版诏书，即“诏版”，仍可留存下来。
符，是古代用来调兵遣将的凭证。器物上刻有文字，然后一分为二，国王与派出去执行任务的将领各执一半，到时，如果国王派使臣传令，须携带国王的那一半符，只有当将领的符与使臣携带的合而为一时，国王令才得以执行。从秦、汉、魏、晋、隋至唐，军事上用的符都制作成虎的外形，且十分精美。
现存的秦虎符，其中著名的有“新郪虎符”，上面刻有四行小篆：“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无会符行殴。”即虎符的右面一半在国王处，左面一半在驻扎于新郭将领处。将领只有调动50人以下的部队的权力，若动用50人以上的军队，须呈请国王，再派人把另一半虎符送到将领处，合符验证后才能奉国王的命令行动。而从符上小篆中所写的“王”字，可判定该符是在秦统一之前所用。此外“阳陵虎符”上的小篆中也书有：“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12字，因符文中写有“皇帝”，可断定此符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使用的。第一个“年”字拖着长脚，几乎占了第一行的一半，而相邻第二行中的“年”字，较之第一行的那个“年”字只有一半大小。使得这篇隶书意味很重的书简，具有很强的艺术创造意境，打破了方形字体大小均衡的书写惯例。据《书林藻鉴》：“萧何草律以之试学童。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事令史。而八体之中，切于时用者，尤莫若隶。史之职所以主书，八体虽在所并习，隶则更为专攻，故汉人亦名隶书为史书。史书令史者，谓能隶书之令史耳。虽日小贱之能，并尊大之职，而律既以是取人，遂尔漫成风气，上自帝后，下至民庶，无不善史书者。”
隶书经过汉代相当一段时间的普及，至东汉桓帝延熹八年()时所作的《雁门太守鲜于璜墓碑》和灵帝中平三年()作的《张迁碑》，都已相当完美地体现了隶书方头雁尾、流畅波挑的特征。而真正法度严谨，立汉碑隶书风范的，有《礼器碑》、《曹全碑》等。《礼器碑》笔势瘦硬，变化雄古，《曹全碑》刻于年，秀美多姿，用笔刚柔相济，含蓄整肃。字体较之其他各碑更扁，排列井然有序。可以称得上是隶书的典范。
汉代大书法家蔡邕(~)，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人，字伯喈，继李斯创小篆之后，对汉字形体再作一次整理统一工作，在浴阳主持刊刻并订定了以五经文字为内容的《熹平石经》，确立了汉隶标准
形体，以汉隶规范了汉字。到了魏正始年间（一），又刊了《三体石经》。至汉桓帝、灵帝时(~)，规范标准化后的隶书成为有法度的官定标准书体。
人们把隶书定型化的过程叫做“隶变”。因隶书是汉字发展中一次十分关键的变革，它的便于书写的特点，对汉字及汉文化的普及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